科层制下行政资源的有限性和行政任务的扩张性间日益显现的矛盾，为以提升行政效率为导向的数字政府建设持续提供着契机与动力。

然而，在中国文化中，公职人员阶层是道德担纲阶层，他们承载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期许，担负着整个国家的道德建设责任。 摘要：细致透视政务处分法这一典型的国家监察立法，可以发现，我国的监察立法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崭新命题。

政务处分法对相关领域的已经积累起来的制度经验进行了总结提炼。而政务处分法则规定只有情节较重的才给予相应处分。该法规定：（公职人员）违背社会公序良俗，在公共场所有不当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要受到处分。根据中国文化价值，这类活动普遍被认为是消极堕落、伤风败俗的，它们处于主流价值观的对立面。细致审视会发现，通过不断地演进和发展，整合重塑后的国家监察开始生成自身的内在逻辑、展现自身的理论内涵，并在立法的层面形成了一系列独特而崭新命题。

这种定位使国家监察立法与其它个体权利取向的民事领域立法、社会治理领域立法形成鲜明差异。有学者因此把这种以党领政的权力监督、腐败治理体系称为以政党为中心的反腐败体系。虽然庄子对礼义法度的批判引人注目，极具原创性，堪称先秦时期批判法学之重镇，但是，批判法学仅仅是庄子法学的一个向度，并未反映庄子法学的全貌。

再看《晋书·礼志》中记载的一个细节：魏氏承汉末大乱，旧章殄灭，命侍中王粲、尚书卫顗草创朝仪。在管子之后，孔子弟子卜子夏（卜商）在魏文侯管辖的西河地区开创的西河学派，对法家法学亦有促成之功。1921年被聘为莫斯科大学教授，1923年出任苏联最高法院刑事审判委员会检察长，1925年任莫斯科大学校长，1935年任苏联总检察长，1949年任苏联外交部长。从汉至清，或者更加精准地说，从汉武帝、董仲舒时代直至19世纪末期，两千年间，中国的法学大体上维持了一个稳定的结构，形成了一张相对定型的法学版图。

在这张法学版图上，儒家义理占据了中心地位，是为儒家化时代的法学版图。陈守一发表的这篇文章、这些观点，既标志着教条主义的苏式法学已经过时，同时也标志着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法学已经开始萌生。

从宋代开始，在孟子升格运动中，《孟子》上升为经，这就形成了十三经。这种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法学，应当联系中国实际，应当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应当以中国的实践经验为主，这几个方面，可以概括为后来所说的中国特色。一方面，荀子强调隆礼，表明他有传承孔子开创的儒家法学的自觉。不过，相比之下，今天所说的法理学，则可以更好地解释经学在传统中国的地位和作用。

至于法理学之外的其他法学课程，则可以由人民大学法律系的苏联法学专家所分布的几个教研室来理解，这几个教研室分别是：国家法教研室、民法教研室、刑法教研室、国家法权理论教研室、国家法权历史教研室。《老子》其书，作为诸侯政治秩序的理论化表达，主要是写给君主的，它的预期读者主要是君主，因而可以视为一部规训君主之书。第一期研究生跟着苏联专家学国家与法权理论。这就是说，违反了礼，就进入了刑管辖的领域，刑律以惩罚的方式，旨在恢复、救济失礼行为对礼的损害——严格说来，是对礼旨在维护的交往秩序、公共秩序的损害。

另一方面，荀子主张重法，表明他有接纳法家法学（详后）的意愿。魏晋以降，直至清代，律学在各代都有传承。

此则以支那法系为主，而辅之以罗马、日耳曼诸法系之宗旨也。譬如，北宋司马光的《书仪》，南宋朱熹的《家礼》，还有明代黄佐的《泰泉乡礼》，等等，这些礼学名著，就具有自主研究的性质。

其所以不采英美法系，纯粹由于技术上的理由，中国继受外国法，在大陆法系中选择德国民法，是因为德国民法制定在后，其立法技术及法典内容，被公认为较法国民法进步。（三）道家法学先秦道家可以追溯至传说时代的黄帝。改革开放以前，只能说新中国的刑法还在起草。一方面，从名称上看，在《国家与法的理论》中，国家与法合在一起，如果把这门学科、这门课程称为法理学，那么，这样的法理学既是关于法的理论，也是关于国家的理论。一方面，孙中山创立的五权宪法，可以理解为美国式的三权宪法再加上中国传统的监察与考试两种国家职能（亦即两权）的结果。把这些法学二级学科汇聚起来，大体上代表了部门法学的整体图景，它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恢复重建，广泛回应了时代的需要。

借助《尚书·皋陶谟》《史记·五帝本纪》及其他相关文献，确实也可以勾画出皋陶的法学旨趣。在孟子之后，荀子以儒家季圣之名，充当了先秦儒家法学的第三个思想高峰。

这样的理论框架，完全是以法律为中心而展开的。这个概念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其中的一个角度是：在社会政治层次上，经学失却其合法性依据的地位，中国社会形式上走向法理化的时代。

一张新的法学版图由此开始绘制，它的底色、精神和灵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的特质是走自己的路，是为自主化时代的法学版图。不过，针对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之学，在后世影响更大的划分，还是出于太史公司马谈分述的阴阳、儒、墨、名、法、道德，这也是汉代以后更为流行的划分方式。

孟子的政治法学可以从王道、王政、王制三个维度、三个层面、三个环节来透视。但是，在公法学与私法学之间，又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宪法专业当时叫国家法专业，包括中国宪法、苏联宪法、人民民主国家宪法、资产阶级国家法、财政法和行政法，宪法是宪法专业的主要部分。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起的过程中，逐渐生成了维辛斯基法理学的替代物，那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理学。

那么，西方法理学何以终结？苏联法理学何以兴起？要回答两者之间的此消彼涨，应当注意1949年2月2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这份指示包括六项内容，其中的第五项规定：在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下，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应该废除，司法机关应该经常以蔑视和批判国民党《六法全书》及其他一切反动法律法令的精神，以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的精神，以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家观、法律观及新民主主义的政策、纲领、法律、命令、条例，决议的办法，来教育和改造司法干部。釐子死后，懿子与鲁人南宫敬叔往学礼焉。

这种意义上的礼学，可以对应于今天的部门法学或应用法学，它与经学——这种研究无上之法典的法理学，确实也可以区分开来。本来，在20世纪上半叶，以六法全书为载体的中国法律体系是典型的、标准的成文法体系，这样的成文法体系在整体上是继受大陆法系的结果

对公民生存权的权利性质可作如下类型化区分：第一，当宪法上的劳动权、物质帮助权等被法律予以细化时，生存权被这些具体权利完全覆盖，此时生存权转化为一项具体可请求的权利得到充分保障，公民可依据这些权利请求国家保护。但用财产权去对公民所有摆地摊的行为进行权利定性，无法解释以劳务技术为主的这类具有人身依附性的地摊经济，因而主张摆地摊属于公民财产权的观点具有片面性。

比如，2020年5月，成都出台城市管理五允许一坚持助力经济发展措施，允许临时占道经营以激活摊贩活力。日本学者大须贺明认为生存权是一项具体的可请求的权利，[24]我国也有学者认为生存权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请求国家照顾、维系其生存的权利。既然生存权是由立法形成的一项权利，说明它与其他权利一样具有双重性质，既要求公权力机关不得随意侵犯，也要求国家积极保护。当前述两种方式都无法对公民摆地摊进行权利定性时，生存权可为其权利定性兜底。

第一，摆地摊不完全属于公民的生命权。目前，我国关于地摊经济的法律还存在空白，立法不作为或立法懈怠，不仅会影响部分公民的生存，也会造成地摊经济的肆意发展从而给正常经济和社会秩序带来影响，更会致使行政机关因无法可依而产生执法混乱。

[6] 参见蔡定剑: 《宪法精解》， 法律出版社 2006 年版， 第 201 页。第三，立法同时赋予国家对公民生存权有绝对法律义务和相对法律义务，即宪法规定了生存权的内容，但这些内容需要具体法律予以形成，具体法律要接受合宪性审查。

地摊经济既关乎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也关乎共同富裕中的民生保障，不仅与我国宪法中的经济制度、公共治理和精神文明密切相关，也与我国宪法中的公民权利和义务紧密相连，充分彰显了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公民权利保障之间的张力。（二）公民生存权的宪法依据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少有国家在宪法上直接规定公民享有生存权。